在1981年，我与众多同龄人一起经历了高考的挑战。那时，云南的我获得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分数，但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了我的选择。我15岁那年，自然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因此我的志愿只能是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。尽管北京和上海只是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，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，并将中文系、教育系和历史系作为我的首选。被教育系录取后，我得知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低于我，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。

中文系的格非曾写过一篇文章《师大忆旧》，其中提到：“刚一进校，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：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……我们当时少不更事，玩性未泯，不知学术为何物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奉为金科玉律……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，从不与学生为难，我们即便不去听课，考前突击两周，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。”当时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以外，我对教育系统中的课程兴趣缺乏，所以常常翘课去图书馆看那些新出的世界文学名著，或蹭听中文系的课，或喝酒踢球，或到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、散文。可以肯定，在四年的时间里，在教育系师生眼里，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。但是，因为对这些课程了解得少，对于1985年的毕业分配报到证上，由母校填写“云南师大中文系”，让我感激终身。

说起为什么我没有务正业，那是有原因滴。当我们入学之后，一群如李其刚、宋琳、徐芳、张小波等优秀的大三、大四生，为刚成立不久的小夏雨诗社招募新成员。在一个月圆之夜，他们组织了一场新同学赛诗会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文学热潮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在高校里加入文学社团，是多么显赫。我参加赛诗的人数众多，而那晚作了一首题目自拟的小诗《白墙》，意外地获得第一名，被登上了次日校刊。这是我最珍贵的一刻，也成为了成为夏雨诗社成员的一个开始。

遗憾的是，《白墙》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创作出像样的文字。不过，不久后查建渝等人又成立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，并创办了杂志《散花》。我把大量作品投递给他们，其中包括小说和散文。一篇叫做《赤足童年的》东西，就被发表在第一期杂志上，还由赵丽宏选登至《萌芽》杂志，这是我第一次变成铅字上的作者。这件事情让我无法抑制内心的骄傲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我发表的小说，如《学院六人图》，被转载至《小说月报》，而其他作品也纷纷见诸各类期刊。此间，我们宿舍关灯后的福地——文史楼103教室成了我们的避风港。在那里，有陈丹燕、戴舫、祝春亭等人的身影不断出现。当出版社提出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这一概念时，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，因为那个时代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，都充满了才子佳人的气息。

话说来，当王焰担任散文社长时，我与格非共同主编杂志。那时候，他们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学生，所以主编工作就成了我的主要职责。不幸的是，将自己的小说强塞进杂志中，无疑是一种滥用职权。而且，这些最初藏匿于本集中的作品，如短篇小说《城疫》、《烧炭老人》，后来分别发表于北村推荐下的各类出版物，让我深感愧疚。而王焰及格非他们对于这些无形之功劳，却似无所闻，这份宽宏大量令我敬佩。

最后，每一次李泽厚、高明等前辈讲演，即使早已人满为患，有窗户外走廊围观者，即便如此，每一次布下文化雾霭，使人们久久缭绕，让声名显赫者皆愿留居华东师大的大家们，都能以此记住这段光辉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