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1981年，我们在云南高考时，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。在那个年代，我15岁未满，但已经被迫思考未来。家庭经济的压力让我选择了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。那时候我对北京和上海只在图片和书籍中有所了解，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。我填写的志愿是华东师大中文系、教育系和历史系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当我被教育系录取后，知道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低，这让我的心情复杂了一段时间。记得有一篇名为《师大忆旧》的文章，其中描述了当时新生不上课的生活方式：“成为好学生首要前提是不上课……我们少不更事，不知学术为何物，自然喜出望外。”幸运的是，老师们仁厚，不介意我们的行为。因此，即便不去听课，我也能轻松考取七八十分。

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，我对教育系课程几乎没有兴趣，因此经常翘课。我会去图书馆看那些刚开放的世界文学名著，或蹭听中文系的课程，或喝酒踢球，或去文史楼103教室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、散文。我可以确定，在四年的时间里，在教育系师生眼中，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。但令人感激的是，当毕业于1985年，因为对教育系统一鳞半爪，我竟然被母校错误地标注为“云南师大中文系”。

说起我的不务正业，有它由来。在入学之初，我们参加了一次夏雨诗社成立后的赛诗活动。那是一个月亮很白的夜晚，大家聚集在一间明亮简陋的小房间里举行比赛。你可以想象，那时候文学热潮如火如荼，在高校里加入文学社团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事，因此我参加了那场赛诗，并意外地获得第一名。这份意外让我的心脏跳跃，就像今天赢得五百万体彩奖金一样惊喜。

之后，我成为了夏雨诗社的一员，感觉自己命中注定要追求文学。但遗憾的是，《白墙》之后，再也没能写出与之相匹敌的情感文字。不过，不久后，一群学长们又创办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，还推出了《散花》校园杂志。我送去了大量小说与散文作品，而《赤足童年》就曾刊登在第一期上，被赵丽宏选作《萌芽》杂志发表——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，让人难以言传。

随着时间流转，《童年的秋天》发表于《儿童文学》，而小说《学院六人图》则先后发表于《奔流》，再次转载至《小说月报》……这段经历使得我们称呼这个通宵亮灯的地方为福地——因为这里曾见证过许多人的身影，如陈丹燕、戴舫、祝春亭等。一旦出版社阮光页先生提出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这一概念，我并不感到惊讶，因为这里培育出了众多优秀作者。

话说回来，当王焰担任散文社长时，他和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学生，他们绝不会耽误学业，所以主编《散花》的工作就落到了我身上。这本集子里的许多作品，如短篇小说《城疫》，最初都是私藏塞进杂志中的私货。不料，《城疫》最终被北村推荐发表于1986年福建文学第一期，而短篇小说《烧炭老人》的推荐稿件，也因陈村老师而发表于清明1985第四期。这一切源头，都始于华东师大的散文社。尽管如此，由衷敬佩那些假装没看见这些事情的人们，他们宽宏大量，是真正的大人们。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经历仍令我深感荣幸。

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