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大学生涯：雪梨身价有多少？从未想过，这个问题将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1981年，我们高考分数公布，选择志愿的时代。我在云南，成绩不错，但家庭经济限制，我只能选择北京师范大学或华东师大。在那时期，只能在书本和图片中看到上海，却毫不犹豫地选了华东师大，填写了中文系、教育系和历史系的志愿。命运似乎在此刻编织着我们的故事，被教育系录取后，我才发现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低于我，这让我一度感到迷茫。

中文系的格非曾写下《师大忆旧》，其中提到：“刚一进校，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：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……”当时我们都沉浸在学习之外的事物中，不知道学术为何物，自然喜出望外。但老师们仁厚，从不与学生为难，即便我们翘课，也能考出七八十分来。

然而，在教育系统课程里，我却总是缺乏兴趣，就常常翘课去图书馆看世界文学名著，或蹭听中文系课，或喝酒踢球，或通宵亮灯103教室写诗、散文。尽管如此，学校还是误以为我毕业后是云南师大的中文系毕业生，这让我深感荣幸。

一切都是缘起缘落，那个月明星稀夜晚，当李其刚等成立夏雨诗社时，我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一个新同学赛诗会。那是一个充满文学热潮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想加入文学社团，因此那个月亮很白的晚上，场面乌泱泱的人群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我紧皱眉头，在规定时间内作了一首《白墙》，意外地获得第一名，并登上了次日校刊。这一经历，让我感觉自己注定要为文学而生。

遗憾的是，《白墙》之后，再也没能写出像样的文字。不过，不久后查建渝等学长们成立了华东师大散文社，还创办了《散花》杂志。我送出了很多作品，其中之一《赤足童年》，被赵丽宏学长选到了《萌芽》杂志发表——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一种感受。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我随后的文章也陆续发表，如小说《学院六人图》，甚至被转载到《小说月报》...

文史楼103教室，是我们夜不归宿的地方——因为这里曾经出现过陈丹燕、戴舫、祝春亭等人的身影。在九十年代末，当出版社阮光页先生提出“华东师大作家群”这一概念时，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。王焰任社长时，我和格非做成了《散花》的主编，一些小说如《城疫》、《烧炭老人》，最初都是私货塞进杂志中的。尽管这些作品后来得到了出版，但论源头，都得追溯到华东师大散文社。我对此感到愧疚，因为原本应该是校园散文杂志，而不是强塞自己的小说。不过，对王焰和格非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实，我必须表示敬意。

那些演讲报告会上的盛况，与其他地方可能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就连火热八十年代，也有李泽厚等前辈大家，以及施蛰存等近水楼台的大人们，他们所布下的文化雾霭，使每一次讲演都显得弥漫而永恒。当即将毕业离校时，王焰组织了一次我的个人作品讨论会，有诸多成名人物亲临捧场，此情至今仍温暖心房。